独家视角

　　当前我国绿色贸易发展态势良好，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技术与产业基础不断夯实，但同时仍面临标准体系碎片化、国际规则对接不足、企业转型成本高、供应链协同弱等挑战。

　　本期特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家就我国绿色贸易发展现状与面临挑战进行剖析，并提出应对之策。文章指出，应加强政策协同与国际标准对接，推动技术创新与全产业链绿色升级，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并深化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全球绿色治理，推动绿色贸易高质量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国际能源署（IEA）联合统计显示，2024年全球国际绿色贸易规模达5万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85%，占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的18%。《全球绿色贸易市场深度分析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绿色商品和服务贸易规模预计突破2.5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维持在12%以上，绿色贸易彰显强大动能。2025年10月，商务部印发《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这是我国绿色贸易领域首个专项政策文件，标志着我国绿色贸易发展迈入制度化、系统化推进的新阶段，在全球绿色转型浪潮中锚定了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航向，是参与全球治理、践行大国责任的生动体现。

　　◆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态势良好

　　当下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态势良好，在世界版图上大放异彩，是政策引领与多元市场主体共振的结果。

　　（一）法规政策体系加速完善

　　在国内战略引领与国际规则塑造的双重驱动下，中国绿色贸易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加速完善。“双碳”目标将绿色低碳发展确立为国家层面的核心战略，成为中国绿色贸易政策体系完善的内源动力。《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将绿色贸易纳入“双碳”双工作全局，明确提出“健全绿色贸易体系”。随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进一步强调“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与此同时，国家标准委推动建立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规范碳足迹核算要求，共同从战略规划、专项政策与基础标准三个层面，构建起支撑绿色贸易发展的系统政策框架。

　　国际层面的规则演进与政策实践构成了关键的外部驱动力，一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持续推动全球环保标准的协调与统一，为中国参与并融入全球绿色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语境；另一方面，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具有域外影响的单边政策的出台，倒逼中国加速构建自主可控的绿色贸易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与绿色壁垒。

　　（二）市场规模与结构持续优化

　　当前，中国绿色产品出口表现突出，构成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增速超过30%，光伏产品已经连续4年出口额超过2000亿元，锂电池出口39.1亿个创历史新高，电动汽车出口量去年首次突破了200万辆，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和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工具出口也保持强劲增长，绿色产品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出口从传统轻工产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呈现出高技术、高附加值主导的升级态势。根据《金融时报》对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的分析计算，2025年中国经国际认证的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到703亿美元，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总量的17%以上，首次超越欧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稳定运行，截至2025年9月底，累计成交额已突破498.3亿元，已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有力举措。此外，根据商务部信息，绿色贸易出口版图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绿色能源合作项目辐射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全方位、广覆盖的贸易网络彰显绿色贸易市场的庞大体量和广阔前景。

　　（三）技术与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技术与产业是鸟之双翼，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专利权人在2024年共获得绿色低碳发明专利授权5.3万件，绿色低碳技术的PCT国际专利申请公开量6356件，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绿色贸易蓬勃发展根植于国内坚实的绿色基础。根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6430家、绿色工业园区491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超过20%。从关键技术突破来看，清洁生产技术、新能源利用技术已实现规模化应用，光伏组件转换效率、风电单机容量等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逐步从示范阶段向商业化探索推进；碳足迹核算系统、企业碳排放数据透明化平台逐步推广，为绿色贸易全链条碳管控提供技术支撑。深厚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创新，正加速推动中国绿色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　绿色贸易面临的核心挑战

　　我国绿色贸易正逐步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在向规模化、深度化、国际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多重结构性、深层次挑战，制约着绿色贸易综合效能的充分释放。

　　（一）标准体系碎片化与国际规则差异

　　当前，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尚未形成全国统一、层级分明、覆盖全面的标准认证体系。不同部委、行业及地方层面的绿色、低碳、环保相关的标准并不统一，使企业在实践中常常面临“标准选择困惑”，需要重复进行检测与认证，极大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国家碳足迹因子数据库仍处于建设与完善阶段，基础数据的覆盖面、更新频率与细分程度与欧盟等运行多年的数据库相比尚有差距，使得中国出口产品难以获得国际市场的普遍采信。中国绿色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虽已积极参考国际标准（ISO），但在具体指标、核算边界和认证流程上，仍保留了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规制，与国际要求仍存差异，迫使企业进行产品出口时不可避免地进行定制化生产与多重认证，挤压利润空间，形成隐性绿色壁垒。此外，中国在国际绿色规则制定当中是后来者，在WTO、ISO等国际平台上的话语权有待加强，这会削弱我国绿色贸易的核心竞争力，被动面临“标准陷阱”。

　　（二）企业转型成本与能力双重制约

　　中国绿色贸易的深化发展受到成本和能力的双重制约。在转型成本上，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分别承受着不同性质的经济压力。对龙头企业而言，为维持行业领先，持续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数额大且面临技术迭代的高沉没成本；为满足全球不同市场的绿色标准，需承担定制化技术改造与合规性认证的叠加成本；跨国产业链条要求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进一步推高合规成本；同时，低碳基础设施的巨额固定投入长期占用企业现金流，加剧资金压力。中小企业作为绿色贸易转型的重要参与主体，其资金储备有限、融资渠道狭窄，绿色转型的前期投入对转型构成刚性压力；规模效应的缺乏，导致绿色物流、合规认证等成本无法通过批量采购或规模化运营摊薄，单位产品的绿色转型成本过高。

　　在能力短板方面，龙头企业虽具规模化应用优势，但核心绿色技术仍存“卡脖子”问题，关键低碳零部件、高端材料及工艺依赖进口，难以构建自主技术体系。同时，由于我国在国际绿色规则制定中参与不足，面对绿色贸易壁垒多陷于被动适应状态，影响全球布局效率。中小企业则面临更基础的能力困境。多数对ESG与绿色转型认知有限，停留于被动合规，缺乏清晰路线图，实践中存在“纸面合规、选择性披露”问题。碳核算、绿色认证等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制约其应对国际壁垒与市场拓展的能力。

　　（三）供应链协同与基础支撑体系瓶颈

　　中国绿色贸易的深化发展正面临结构性瓶颈制约。绿色供应链协同整合水平偏低，一方面，供应链各环节绿色化转型存在“碎片化”特征，上下游企业转型节奏不一致、绿色标准不统一，导致绿色价值传导受阻。另一方面，供应链绿色责任追溯体系不完善，部分企业存在“环保责任转嫁”现象，缺乏有效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导致中小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的积极性受挫，进一步加剧供应链协同阻力，难以形成“全链条绿色化”的合力。

　　与之密切联系的方面是绿色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尚需健全。在碳核算领域，碳排放统计核算监测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绿色电力认证体系与国际标准衔接不足；在循环经济领域，回收体系不完善导致塑料等材料的“绿色溢价”显著，环保方案成本高于传统选项，直接削弱了再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激励机制与金融支持的不足。“绿色溢价”的存在构成了供应链绿色转型的经济障碍，特别是在钢铁、铝材等上游高碳排环节，低碳转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下游采购方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增加普遍缺乏支付意愿。与此同时，现有绿色金融体系在支持供应链绿色转型方面仍显乏力，对高碳产业转型所需的大规模、长周期项目融资支持有限，难以有效化解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压力。

　　◆　进一步发展主要应对之策

　　基于我国绿色贸易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现存挑战，亟须构建系统性优化路径，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绿色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并重的高阶形态转型，为贸易强国建设注入持久绿色动能。

　　（一）政策协同与标准对接

　　在国内层面，健全绿色贸易制度支撑体系，强化政策协同效能。首要任务是加快完善绿色贸易统计监测体系，以商务部“研究建立绿色贸易统计框架”为基础，细化绿色产品分类目录与统计指标体系，建立涵盖进出口规模、碳强度、技术附加值等维度的动态监测机制，为政策制定与效果评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应系统运用税收与金融政策工具，对绿色产品出口实施关税减免与退税优惠，并扩大绿色信贷、债券的覆盖面。同时，将融资利率与碳足迹水平挂钩，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贸易领域集中配置。此外，积极鼓励地方政府开展专题培训，系统普及绿色贸易政策、低碳转型技术与合规要求，并筛选发布龙头企业绿色转型成功案例，提升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实务能力。

　　同时，鼓励国内数据库供应商与国际机构合作，吸收先进核算方法，实现核算标准与数据精度的国际接轨，从而为企业碳足迹核查提供可信的数据支撑。在国际层面，中国需要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型，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环境产品协定谈判、全球碳市场机制建设等国际关键议题讨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绿色贸易规则体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优先推动绿色标准互认合作，与共建国家共建绿色标准信息共享平台、开展认证机构能力建设合作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绿色产品与服务的顺畅流动。积极推进高水平自贸协定绿色条款对接，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契机，主动对标协定中绿色产品市场准入、环境标准执行、碳足迹信息披露等高标准条款。

　　（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是突破绿色贸易发展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支撑。需聚焦绿色贸易全链条降碳与效率提升需求，构建靶向性技术研发与应用体系：其一，重点突破低碳生产与减排核心技术，集中资源攻关清洁生产技术、污染物协同治理技术等关键低碳技术，通过产学研合作降低高耗能行业碳强度，从源头控制转型成本。同时，发展智能监测与数字化技术，构建碳排放全生命周期透明化管理平台，实现碳足迹的精准追踪与量化管理。其二，强化绿色贸易配套技术研发，针对绿色物流、低碳包装等关键环节，研发新能源运输装备轻量化技术、可降解包装材料改性技术、物流路径优化算法等，破解绿色流通环节成本高、效率低的难题。其三，规范并推广ESG信息披露技术体系，建立统一的ESG披露指标框架与数据采集标准，为绿色贸易提供可信的数据基础和技术支撑。

　　在产业链绿色赋能层面，应着力推动全产业链的绿色化转型。培育绿色领军企业，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绿色设计、低碳生产等关键环节，推广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化管理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建设绿色供应链示范区，通过制定绿色采购标准、共享碳管理经验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转型范式。此外，应当通过建立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制定产业链碳核算标准、完善绿色技术转移机制等措施，促进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的深度融合。

　　（三）市场培育与国际合作

　　在国内市场培育层面，核心在于激活绿色消费需求与构建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以需求侧激励撬动绿色消费扩容，推行全国统一的碳标签认证制度，明确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与披露要求，强化消费者绿色消费知情权，引导消费偏好向低碳产品倾斜。同时，加快完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建立针对绿色外贸企业的专项信贷与保险机制，为重点领域和特色产品的出口提供精准金融支持。加强绿色市场监管，健全绿色产品认证与披露制度，强化对“绿色洗牌”行为的监管，通过完善碳定价机制、优化补贴政策等方式形成准确的价格信号，确保真正具有环境价值的产品获得市场认可。

　　在国际合作拓展层面，中国需要实施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一方面，应深化与东盟、中东等重点区域的绿色基建合作，依托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领域的产业优势，扩大绿色产品与服务出口，实现优势产能的国际化布局。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治理，在多边框架下推动绿色标准互认与合作，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绿色规则，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互认。积极参与全球涉碳经贸规则磋商，依托多边贸易机制提出“中国倡议”，反对将绿色标准异化为贸易保护工具，为我国绿色产品出口营造公平包容的国际市场环境。

　　总体而言，中国绿色贸易当前发展的态势良好。当然，在实际工作当中也存在较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这些挑战不难得到妥善解决，进一步促进中国绿色贸易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