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视角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制度创新、要素改革、数字转型为引擎，为企业创造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企业需精准把握政策红利，从战略布局到战术执行进行全面升级，方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行稳致远。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全会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简单地“此消彼长”，而是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共同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一论断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为新时代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遵循。

　　通过进一步制度系统创新释放激发民营内生动力活力。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其发展质量直接关乎经济转型进程。全会提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实质上是构建“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产权制度。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清晰的产权界定能降低交易成本，激发企业家精神。例如，浙江某民营科技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获得2亿元研发资金，这一实践印证了诺斯（编者注：道格拉斯·诺思，已故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新经济史的先驱者与制度经济学开拓者）“制度变迁理论”中“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关键”的论断。山西某制造企业依托“政银担”合作模式破解融资难题，展现了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优化要素配置的积极作为。

　　国企民企协同发展，构建产业链共同体。国企与民企的协同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通过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1+1>2”的系统效应。鞍钢集团与民营汽车零部件企业共建智能制造联合实验室，共享研发资源使零部件成本降低15%，这一案例符合波特（编者注：迈克尔·波特，哈佛商学院大学教授，被商业管理界公认为“竞争战略之父”）“价值链理论”中“协同创造竞争优势”的逻辑。宁德时代开放供应链金融平台，帮助300余家中小供应商获得低成本融资，体现了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模式，既遵循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生产与流通的辩证关系，又契合了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　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成为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力的主战场

　　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首要任务，要求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破解转型难题。这一战略部署呼应了熊彼特（编者注：约瑟夫·熊彼特，已故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创新理论”中“创造性破坏”的核心要义，即通过技术、组织、制度创新实现产业跃迁。

　　传统产业升级将是我国企业新一轮的“破立之道”。钢铁、化工等行业的智能化改造需要巨额投入，国企凭借资金与技术优势率先破局。宝武钢铁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上下游200余家中小企业完成设备联网，这一实践验证了“熊彼特创新扩散模型”中“领先企业示范效应”的存在。民营检测机构填补服务空白，体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国企破局-民企跟进”的路径，既遵循了产业升级的客观规律，又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

　　新兴产业培育将是新经济社会组织创新的“边缘突破”。在量子计算、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民企甚至独立发明人往往更具灵活性与冒险精神。科大讯飞开放语音技术平台，吸引500余家中小企业开发垂直应用，这一现象契合克里斯坦森（编者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已故哈佛商学院教授，是“颠覆性技术”理念的首创者）“颠覆性创新理论”中“边缘市场突破”的核心逻辑。国有资本通过产业基金注资、基础设施配套等方式降低民企试错成本，体现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发明家的奇思妙想也会有更多渠道和平台得到展示与风投。这种“新兴经济社会组织创新+国家社会服务扶持”的模式，正在重塑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竞争格局中的地位。

　　◆　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将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的阶段性困境

　　从“抵押依赖”到“数据增信”的范式转换解决了小微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小微企业创新企业普遍面临资产轻、抵押物不足的困境。通过数据增信平台的建设，江苏某科技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模式，将生产数据转化为信用资产，获得银行无抵押贷款5000万元。这一创新实践暗合“信息经济学”中“信号传递理论”——企业通过数据披露向市场传递质量信号，从而突破传统融资约束。其本质是运用数字技术重构金融契约关系，为破解“麦克米伦缺口”（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供给之间存在的结构性资金缺口现象）提供了中国方案。

　　科学优化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某地政务服务平台曾因要求民营企业提供“非必要证明”导致项目延期。全会明确“破除地方保护与隐性壁垒”后，该平台上线“智能核验系统”，将审批时限压缩70%。这一变革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观点：制度创新能显著降低市场运行成本。其本质是通过“放管服”改革重塑政府-市场边界，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　各类所有制经济社会组织百舸争流共同参与全球竞争

　　近日，中美元首釜山会晤的成果开启了高层对话解决问题的通道。这一方面标志逆全球化的“关税牌”的又一次破产，另一方面也昭示潜在的三重理论价值：其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关税减免将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其二，依据“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协调为跨国企业创造稳定预期；其三，从“制度变迁理论”看，双边经贸机制创新为多边合作提供范本。这些利好落地生根，将转化为企业的成长。以浙江某家电企业为例，其出口至美国的冰箱类产品关税成本从25%降至3%，订单量三个月内增长40%，直观展现了政策红利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国企与民企互补性分工协同“走出去”。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企负责基建投资，民企深耕细分市场。中国铁建承建印尼雅万高铁，带动当地200余家中小建材企业进入供应链，这一实践符合“雁阵模式”理论中“技术扩散与产业承接”的规律。民营跨境电商通过数字化平台将中国小家电卖到东南亚农村，体现了“长尾理论”在新兴市场的应用价值。这种分工协作，既规避了民企的国际化经验短板，又放大了国企的资源整合优势。

　　“引进来”创新共生技术溢出与本土化适配相得益彰。某外资药企在华研发中心与民营CRO企业合作，通过共享实验数据与临床试验资源，将新药研发周期缩短40%。这一案例印证了“技术扩散理论”中“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同时揭示了“本土化创新”的重要性。外资的技术优势与民企的效率优势结合，形成了“技术-市场”双轮驱动的创新生态。

　　◆　在多元所有制共生中把握平衡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超越“二元对立”治理。某地曾因“一刀切”要求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全会强调“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并非否定差异化监管，而是要求建立“分类考核”机制。例如，对承担保障房建设任务的国企，考核指标应侧重社会效益而非单纯利润率。这一政策导向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中“多元目标权衡”的治理逻辑，为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释放的强烈信号是：各类所有制经济不是“零和博弈”的对手，而是“共生共赢”的伙伴。由此理清了构建“所有制共生体”的理论逻辑，打通了共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企的“稳”与民企的“活”、外企的“技”与本土企业的“市场”深度融合，实质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企业需以制度创新为牵引，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在竞合中实现自我超越，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