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码头

　　母亲这一生始终与“怕”和“不怕”相伴，她用“不怕”强有力地支撑着我们这个曾遭劫难的家，又用“怕”来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原本贫困的家庭因父亲被“打倒”变得更加飘摇欲坠，是母亲一直凭借着勇猛的“单打独斗”才把这个家支撑下来。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父亲遭受迫害被关押，母亲申诉无门，一边时刻担心父亲的安危，一边要忙不停照料着年幼的四个子女，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记得有一次临近过年，母亲去看望父亲，我们兄弟坐在隔壁生产队长家的门槛上，迎着寒风闻着他家飘出的蒸馍头香味，馋得直流口水。可那会儿谁会给我们这群“黑崽子”吃啊？母亲回家，见此情景拽着我们就走，一进屋就边哭边骂，狠狠“赏”了我们一顿打。之后趁着月色，母亲硬是穿过—片坟茔地，走了十几里夜路去远房亲戚家借了几斤面蒸馍头回来。可当晚，我们兄弟三人还没吃上馍头又相继发热，母亲又冒着严寒把我们一个一个地背到大队卫生所。早上醒来，我们瞧见桌上摆放着—大盆馍头，还有母亲一双红肿的眼睛……几十年后我们再提这事，母亲说，那会儿走夜路哪顾得上害怕，宁倒酱缸也不倒酱架，不蒸馍头也要争口气。

　　忍饥挨饿还能挺着，要是受人欺负母亲可就不答应了，她说这关系到一家人的尊严。邻居趁母亲不在家，硬将宅地侵占过线，还栽上树苗。母亲回来后疯了般拿着铁锹去拼命，终没让邻居占去一寸地。20世纪70年代末，倔强的母亲为了父亲久拖未决的“平反”问题反复奔走。有一年夏天的傍晚，刚下完雨，母亲全身湿漉漉地回到家，凌乱的短发上滴着水，一只裤脚卷着，另一只荡着，两只鞋子沾满了泥巴。她搬着凳子坐在门口，搭着腿，嘴里还抽着烟，那气汹汹的样子看着吓人。那是我第—次见到母亲抽烟，而且是颤抖着手。我们不敢问，第二天便听说母亲头天“大闹公社”，为父亲正名讨说法，直到公社书记当众答复才算罢休，想来母亲也是豁出去了。从那以后，母亲便得到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绰号，大家都说她“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怕”。那天雨后的彩虹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从此以后我家也变得“雨过天晴”。

　　母亲说，这辈子跟着父亲没享过几天福。确实，经过那些年的折腾，母亲一度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虽然后来经过治疗有所好转，胆子却变得越来越小了。弟妹所在企业破产房改的时候，基本上厂里的公房谁住进去最后就议价卖给谁，弟弟让母亲去住，她怕坏了人家规矩，死活都不去，说不是咱家的不要去抢占。河畔植树绿化，落下几棵被父亲捡回家，母亲—夜没睡好觉，害怕人家找上门来，天一亮就让父亲送回去。邻居家建房过了线，我们要去理论，母亲却拦着：“让他占吧，能占多少？这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不理解以前为什么非得争个头破血流，母亲很淡然地道，不是她怕事，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安定了，什么事不要去斤斤计较，让人三分不为亏。母亲从“不怕”到“怕”有了“质”的提升，时刻提醒我们要尊崇公序良俗，处处与人为善、事事礼让在先。

　　母亲如今已83岁了，不能再向从前那样为我们撑起—片天了，但她用“怕”和“不怕”让我们以后的每—个日子都过得晴空万里、灿烂如花。

　　【作者系中远海运船员上海分公司船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