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子芝鸿供职于中远海运集团，近日给我邮来了一个视频——广东电视台“解密档案”节目《中国第一船印尼接侨记》。从中我看到了光华轮半个世纪前去印尼接侨的历史，知道了敬爱的周总理还为她倾注过心血，十分感慨。我自己也是乘光华轮回国的印尼归侨，瞬间引发了对光华轮的美好回忆。

　　我是印尼坤甸中华中学1964年应届初中毕业生，那年我13周岁。时任教导主任的哥哥问我想不想回中国，我毫不犹豫：“做梦都想！”就这样，母校把我推荐给中华公会，中华公会再推荐给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苏生给我签发了一纸“归国证明书”，保送我回中国“深造”。1964年7月5日，我们西加里曼丹的回国人员乘船前往雅加达，在雅加达篮球总会住了近一个月后，于8月5日乘光华轮离开丹绒不绿港。

　　光华轮好大，据说有14000多吨。沿着舷梯拾级而上，感觉真高！我一边爬舷梯，一边庆幸自己“一步登天”，离开那前途未卜的印尼，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祖国在我心中就是天堂，一切就像在电影《兰兰和冬冬》《两个小组球队》里看到的那样，人人学雷锋，纯洁、友好，乐于助人。

　　当光华轮徐徐开动，船上船下同声高唱《歌唱祖国》，那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在船上，听着音箱里传出的才旦卓玛《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看着那些来自祖国大陆的船员，感觉都是那么亲切。我是全船年纪最小的，所有人都把我当小弟弟看。船上有钢琴，有乒乓球台，伙食也不错。一切都很新鲜，我在船上上蹿下跳，根本顾不上想家。我们多数人都住在船底——四面都是钢板的五等舱。给我签发归国证明书的苏生总领事离任回国，就住在船上最高的地方一等舱，我也常去他那里“串门”。

　　船到了南海，遇到了8级台风，风刮得“乌天黑地”，绝大多数人都晕船、呕吐，我是旅客中仅有的还能去餐厅吃饭的三个人之一，但也吃不了多少。大风过后，风平浪静。湛蓝的海水煞是好看。居然还有不明国籍的军舰尾随我们的船。第七天，我们终于见到了祖国的陆地。8月12日上午，船驶入珠江口，一道黄色和蓝色的分界线把水域分成了两半。

　　船驶过虎门，我们远眺当年林则徐销烟时打英国军队的炮台。船在珠江抛锚，有小船开过来，给我们送来了新鲜蔬菜。晚上，我们美美地聚餐，然后和船员们一起联欢。我也有一个节目：钟廷旭老师拉小提琴，我用吉他为他伴奏。

　　8月13日，船终于靠了岸，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光华轮。那天的广州真热，比印尼还热得多。下了船，码头上已经有绿豆汤等着我们。我们学生都被送到位于石牌的广州华侨补校的归侨学生接待站。半个月后，我与其他许多同学，包括一批柬埔寨归侨一起，于9月1日“服从祖国分配”到了武汉，成了武汉华侨补校的一名学生，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归国之前，我对祖国的全部印象都是从中国的电影和小说里了解的，对祖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当年，我国拍摄的大型宽银幕文献纪录片《祖国颂》在小小的坤甸引起轰动，一部拷贝在中华和逸仙两家电影院跑片，一天4场演了两个星期！我自己就看了3次。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让我热血沸腾。我也曾梦想自己真的戴上了红领巾，这个梦想终于在抵达广州黄埔港后变成了现实。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武汉化工学院自动化专业，成了“老三届”中少数能赶上“末班车”上大学的幸运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化工学校（现北京化工大学西区）教专业课，此后调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从事外交工作，直至退休。我小时候在坤甸，曾在学校钢笔书法比赛中得过冠军。于是学校选派我去中华公会义务抄写，每天的奖赏是午餐有一包香蕉叶包的我最喜欢的鸡饭，最后还有幸被邀请到中国驻坤甸领事馆去看电影。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和我握手时，我肃然起敬，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崇拜。真没想到，后来我自己也从事了这份工作。

　　回想起来，是光华轮把我带到中国，成就了我这一生，是光华轮给了我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也给了我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一生的极大动力。半个世纪过去了，祖国虽然经历过坎坷，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敞亮。

　　【作者退休前系我国外交官，曾先后在我驻荷兰大使馆、驻纽约总领事馆以及驻悉尼总领事馆工作】

陈浩琦的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