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初心70周年

　　购入“东方”轮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致电时任华东局财经办事处主任曾山：“到华东局后，即电告大连，将一万二千两黄金……速转已去香港的钱之光，以备急需。”这封语焉不详的电报没有说明“急需”所用，却暗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钱之光此行的目的地是我党创立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在此之前，华润已通过租借苏联货船，借道朝鲜打通了香港与东北解放区的航线，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已不能满足支前和解放区恢复生产的需要。经报中央批准，华润成立一家名为“华夏企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开始了自营远洋船队的尝试，“买船”正是上文提到的“急需”事项之一。

　　很快华润便购入一艘挂英国旗的3500吨客货两用船，命名为“东方”号。船有了，但挂什么旗成为首要问题。当时新中国还未建立，如果继续挂英国旗，根据船旗国要求，船长就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显然不合适。经过一番打听，了解到挂巴拿马旗对船长的国籍没有限制。于是华夏公司和“东方”轮都注册为巴拿马籍。

　　物色海员

　　在当时的条件下，配齐海员是比买船更难的事情。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要求高级海员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共产党员。多方寻找未果之际，时任华夏公司总经理的王兆勋向组织推荐了刘双恩。

　　刘双恩，福建泉州人，1927年毕业于集美学校，任过长江轮船“峡光”轮船长和集美学校海船部教员，1946年入党，此时正以厦门港引水员的身份任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他的英文水平、航海技术水平都比较高。1948年10月，华润通过组织关系将刘双恩调到香港，任“东方”轮船长，并委托他为“东方”轮物色可靠的海员。

　　接受任务后，刘双恩秘密往返于上海、福建、香港之间，先后调动了集美学校毕业的旅沪共产党员许新识、陈嘉禧、刘辛南、白平民、林忠敬、周秉鈇、白开新，又通过集美学校校长、中共党员刘松志的关系组织了一批航海专业的学生：白文爽、白金泉、白山愚、陈双土、黄国昌、陈源深、周清东、张祥霖等，为“东方”轮配齐了一套以共产党员为班底的海员班子，其中，大副是刘辛南、二副陈嘉禧、三副许新识，其余人员大部分担任练习生。后来刘双恩把刘松志也请到了华润。在当时，刘双恩和刘松志是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船长。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来华夏公司就必须放弃之前优厚的待遇，比如刘辛南与周秉鈇之前在董浩云的航运公司月薪800港元，到华夏后按照供给制月津贴只有50港元，但对于组织的安排，他们无怨无悔。

　　首航——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大连

　　1949年2月底，“东方”轮首航大连。让海员格外兴奋的是：船上除了支援解放区物资外，还搭乘了40余名文化界名人和归国华侨。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的集美学生而言，人生的第一次航行就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当时国民党重兵封锁珠江口，刘双恩要求大家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知的不能知。白立新回忆，开船前他问刘双恩：“船开哪里？”得到的回复是：“开日本。”

　　白金泉回忆：这天傍晚，“东方”轮从香港维多利亚港悄悄起航，第一次出海的同学们既兴奋又紧张。航行期间，刘双恩船长不断调整船速，保证船舶在夜间抵达台湾海峡。利用夜幕的掩护，“东方”轮全船熄灯，全速前进，所有人一夜无眠，连厨工都被派去瞭望，在拂晓时分船舶终于安全通过台湾海峡，突破了最危险的封锁区。

　　此后，“东方”轮沿朝鲜西海岸航行，造成去朝鲜镇南浦的假象，到镇南浦外海再转向大连。航行途中严格实施灯火管制。数日后，船抵大连港，顺利完成了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此后，“东方”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大连、天津港，先后搭载100多名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前往解放区，还把解放区的农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将香港采购到的原材料及支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保证了新政权的平稳过渡。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从“东方”轮上开启了航海生涯的第一代华夏公司海员此后也根据祖国需要走向了新的战线。

　　刘双恩先后担任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对外贸易部运输局副局长等职。刘松志先后任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海运处、租船处、国外企业处处长及总工程师等职。陈嘉禧、白金泉、白开新、林忠敬、陈双土继续奋战在远洋战线，在随后打通南北航线、抗美援越、海外贷款买造船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新识、刘辛南、白平民、张祥霖进入外交、商务战线，担任我国驻外商务人员、驻外企业负责人。他们中还有一位烈士——周清东（周士栋），是中波公司“哥德瓦尔特”号货轮三副，中共党员。1954年5月，“哥德瓦尔特”号被国民党军舰劫持到台湾，在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后，周清东坚持对敌斗争，视死如归，于1955年壮烈牺牲。

　　不容青史尽成灰，前事不忘，是对先辈们最好的纪念。

　　（本文节选自《回望初心——中国远洋海运与祖国同行70年故事集》，即将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华夏公司的早期海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