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吸引了我。那就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记者邵飘萍，他也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老师”的人。

　　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李大钊替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申请了邵飘萍新闻学报告会的听课证。一次会上，毛泽东、邓中夏与陈俊达就“怎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者”展开讨论。毛泽东答道：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记者至关重要的品行和良知。这个回答得到了当时站在讲台上的邵飘萍的认可。

　　实际上，这正是邵飘萍一直以来的新闻坚守。在他看来，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在当时的社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笔者作为一名新闻和宣传工作者，在学习了邵飘萍的事迹后，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无论时代怎么变，爱国为民之心不变

　　五四运动前夜，邵飘萍在北大红楼前演说，从报告巴黎和会上当时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到痛斥西方列强的丑恶、北洋政府的软弱，他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他挺身而出，呼吁各校把学生发动起来，奋起抗争。

　　对比今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无论时代怎么变，爱国是一切言论的前提，新闻工作者的立场和职业操守不变，追求真理的品行不变，“铁肩辣手”的信念应该始终坚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处在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应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无论环境怎么变，采访必工的态度不变

　　邵飘萍的新闻嗅觉敏锐性和独到的采访手法一直是业界所赞颂的。史料中有记载，邵飘萍尤其善于在常人无法突破的私谈、会面中收集关键新闻线索。一次，邵飘萍听说段祺瑞为了向法国借巨额外债而召集府阁重要官僚开会，还邀请法国驻华公使出席。邵飘萍深谙段祺瑞政府官员和警卫崇洋媚外的心理，他略加化装，跟随法国公使步入会场。会议开始后，邵飘萍就坐在会议室外的休息室，装作等候公使随叫随到的样子，侧耳倾听会议室内的谈话。第二天，段祺瑞政府的丑闻便见诸报端。

　　诚然，如今的我们不会遇到这样的环境和状况，也不需要我们用这样的手法实现采访目的。尤其是作为企业媒体的记者，采访之路似乎一直都很通畅。但“采访必工”的态度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应将“采访必工”的态度体现在采访眼光的宽广、采访角度的独到，以及看待问题的深度上。这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要坚持正确的新闻志向，提高业务水平，勇于改进创新，不断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致的。

　　◆无论技术怎么变，服务读者的初心不变

　　邵飘萍的新闻观中很早便充满“人民意识”。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不仅传授理论研究，还希望借此培养一批精干的记者，能报道劳动人民的疾苦和罢工斗争。因此他在授课时，除讲授一般的新闻基础知识外，特别注重政治、经济及劳工情况等报道。讲课之外，还组织学生外出参观、到报馆实习，鼓励学生贴近社会、为民执言。

　　如今的时代，因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各种新媒体平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身处媒体转型和融合的当下，我们应当拥抱变革、主动适应变革，更要用好这场变革。新媒体的诞生是媒体传播介质的变化，而内容为王的逻辑实质依然成立，我认为以“是否站在读者和受众的立场上做新闻工作”是检验在这个融媒体时代新闻工作是否到位的标准之一，具体来说就是新闻和宣传工作者有否用好宣传素材、是否选对宣传平台、能否做到精准高效传播，最终切实服务了读者（用户）、达到了真正的宣传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与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新闻坚守是一脉相承的。

　　邵飘萍曾说：“这个世界在飞速地发展，我们搞新闻工作的不能滞后，我们一定要紧紧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谆谆教诲至今仍然适用，且经得起时代的检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应牢牢接下的担子。

　　（文中历史事件参考自《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