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在新中国初期的航海发展历史上，除招商局船舶起义外，“南船北归”也是非凡之举。

上海解放前，私营航商的航运能力所占比重较大，约占公私营船舶总吨位的56%，当时留在上海的船舶大部分是破旧船和小船。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船舶被国民党劫持和流散严重的状况，为了解决货物运输中的困难，更是为了配合解放台湾，中共中央提出巩固北船、争取“南船北归”的口号，并采取各种办法动员航运界人士率船从香港北归。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之下，不少著名的企业家如刘鸿牛、吴蕴初、刘大钧、周作民、卢作孚、李国伟等先后从香港回到内地。

那时，由于国内局势之变化，上海私营航业公司有百余艘船舶滞留在香港，使香港船舶陡然增加，运力过剩。外商趁机用压低运价来排斥中国航商，从1949年到1950年运价就下降40—70%。同时，国民党则威迫利诱中国航商将总公司及在港船舶迁往台湾。在香港的私营航商处境艰难，长期停泊在港的船舶达60%以上，无货可运。截至1950年4月底，几家主要航商负债达到惊人的程度：民生实业公司400万元，中兴公司270万元，益祥公司160万元，中国航运公司280万元，复兴航业公司430万元，总计负债达1540万元（均为港币）之巨。

面对如此境况，中央人民政府在提出争取“南船北归”口号的同时，还积极宣传新中国对私营航业的政策和基本方针，即“执行保护航商财产，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并宣布：将协助归来的航商偿还债款，提供燃料费用，在货源分配上给予照顾等。鉴于香港中国航商的处境，其中—部分属于我国的民族资本，如果不设法予以扶持，就有因负债被帝国主义并吞的可能；同时也由于国家恢复经济之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派人员赴港，动员和争取这些航商北归，向他们反复阐述新中国的工商业政策，并表明政府将适当地帮助他们解决北归困难。在港私营航商除一部分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关系很深的公司外，大部分感到在香港无法立足，去台湾亦无出路，其中一部分对我党的政策有怀疑，采取观望的态度，另一部分则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经济迅速恢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扶植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愿意北归，参加祖国航运，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由于党中央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方法以及给予特殊的优惠和照顾，“南船北归”取得较好的成效。从1950年1月开始至1951年4月，就有三一公司、中兴公司、海鹰公司、志新公司、华胜公司、安达公司、民新公司、新大陆公司、上海实业公司，通安公司、大中华实业公司、华利公司、大陆实业公司、大北公司、南惠公司等15家船公司18艘船（总计90800总吨）相继北归。

其间，台湾国民党当局竟然动用武力，企图阻挡私营航运公司“南船北归”。1950年6月，民生公司的“太湖号”轮秘密谋划从香港开回上海。但这一计划被船上三副向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密。当“太湖号”轮乘夜色驶离香港后，国民党军舰“太康号”即用探照灯向“太湖号”轮照射，用高音喇叭命令“太湖号”轮停止前进，然后把该轮劫持到台湾，“太湖号”船长周曾贻被非法判处12年徒刑，押送火烧岛服苦役。

北归的私营航业回归以后，1950年就运输了53万吨货物，收入运费总数达520亿元（旧人民币），渡过了难关，起死回生。这批“南船北归”的船舶后经公私合营，成为新中国航运战线的一支主力船队，这批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船员也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骨干力量。龚丕勋船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52年起他连续7年被评为局级先进工作者，2次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和交通部先进工作者。

【作者单位：集团史志办】

　　1997年6月，在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里，当时的上海海运召开了一次充满爱心和洋溢爱国热情的座谈会。座谈会的会标十分引人注目：“两个回归一样情，热爱祖国志不渝——香港起义船员和北归船员迎接香港回归座谈会”。